星星之火读后感
[星星之火读后感]文章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以及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后指出:党内出现的错误思想皆源于主观和客观的脱离,根子在于缺乏对国情的认识和了解,星星之火读后感。毛泽东同志认为,只要通过发动农民,集中优势兵力,实现红色割据,革命力量一定会逐步壮大,星星之火,必将燎原!毛泽东的这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那时安定了不知多少党内的同志,使他们看到了希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这星星之火,使胜利的红色旌旗飘遍中国,点亮了中国革命的灯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党凭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和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艰苦奋斗作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毛爷爷对中国国情的清晰认识,对中
国国情的准确分析说小了是影响林彪一个人对中国前途的看法,说大了是影响了那时的一批人,纠正了他们的消极情绪,改变了他们的观念,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让他们看到了祖国的美好未来,读后感《星星之火读后感》。就像在大海中迷失了的水手看到了前方的灯塔,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年代,那个动荡的年代,我们的前辈为了祖国的美好未来艰苦的奋斗着。在这样史无前例的反抗斗争中,他们遇到了太多太多的困难,遇到了太多太多的险阻。。。。在这种情况下我敢说很难有像毛爷爷这样心态乐观,头脑清晰,目标准确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该做什么,怎样去做。。。他---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崇拜!不仅如此,毛爷爷还看到了党内存在的诸多问题,不管是下级的右倾思想,还是上级的消极情绪,他都能给予准确的定位。他就像站在高处俯视下方一样,对一切都看得那么透彻,那么清晰。熟话说当局者迷,然而我们这位伟大的领导人却一点都不迷!只有准确的领导,才能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最后我们不得不佩服毛爷爷的文采,在这篇文章中他思路清晰明了,让人读过之后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平时却不失华丽的文风、通俗却不庸俗的语言让我叹为观止!尤其最后的排比句最佳,不仅增强语势,更使得语意清晰易懂,加深印象!这是一篇改变了一个人思想的文章,这是一篇改变了一批人思想的文章,这更是一篇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文章!这不愧是一篇让人传诵的佳作!读过此文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学毛泽东光辉思想,用他的思想辩别是非,在现实与理想探索出一条开启理想的大门。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生活,学习,工作中,从点滴做起,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星星之火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目,写一篇文章。500字以上
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可以放假,因为基本上在放假的时候爸爸会带我们一家出去游玩,有时候会回老家去体验一下乡村生活,走邻访友。城市有城市的繁华,乡村有乡村的乐趣。
邻居家的哥哥姐姐经常带我出去一起玩,我最喜欢的事是烤地瓜。要先找一个地方,最好旁边要有枯树枝可以捡来烧火。虽然捡柴有点辛苦,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4b893e5b19e31333431343134但是看到那火慢慢的烧着,等着邻家哥哥把地瓜翻面,闻着地瓜香,心里很开心。好不容易地瓜终于熟了,虽然烤熟了的地瓜像块黑炭头,但是掰开里面却是香喷喷的。吃着通过自己努力吃到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回去时,哥哥拿来一盆水往已经熄了火的木堆里浇。我问哥哥火已经灭了,为什么还要浇水呢?哥哥告诉我虽然看上去火已经灭了,但是还有火星,如果风把火星吹到干枯的草丛里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是没有及时发现的话,说不定会把后面的山都给烧光。我以为是哥哥唬我,所以我回家跟爸爸说了这件事,爸爸说哥哥这样做是对的,前年村里有一个人在自家田里烧野草因为处理不当,当时又因为是冬天天气很干燥,所以导致大火烧山,附近连着的几座山也被烧,幸好后来火势被控制了,不然不知道还要烧掉多少。爸爸随后告诫我不准玩火。
我惊讶了好久,小小的火星居然可以引发大火。不知道多少起火灾是因为小火星引起的,因为不重视,认为小小火星不足为患而导致大火。所以我们要重视,谨防星星之火燎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思?
意思是:一点儿小火星可以把整个原野烧起来。比喻小事可以酿成大变。也比喻新生事物开始虽然弱小,但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出自:《尚书·盘庚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
译文:如同大火在原野中燃烧起来,火势猛烈而不能接近,可是仍能予以扑灭。
后来这是毛泽东在1930年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讲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
毛泽东在给林彪的这封信中,实际上已经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思想,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斗争所作出的新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扩展资料: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国民革命暂时进入低潮,毛泽东同志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
但是,当时党内有“左”倾思想的人,仍幻想以大城市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而以林彪为代表的有悲观思想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强敌进攻面前,怀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前途,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他们不相信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不愿经过艰苦奋斗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主张用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再来一全国武装起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后世有什么启发
对后世的启发:
一是要认清目前的形势,要对时局进行正确的把控
二是千万不要小看各种星星点点的小势力或小力量,假以时日,在一定的条件下,都会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不可忽视或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读后感 要求1200字以上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将革命的力量比喻为星星之火,”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那如今中国那些反动力量算不算”星星之火“呢?我认为要从多种情况去看待。星火要成为燎原的大火需要充分的燃料,中国共产党这把大火燃烧了62年依旧兴盛不衰,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支持。
反动分子哪怕只剩下一个火星都能死灰复燃,是因为有追随他们的崇拜者的支持。看待一股力量是否为星星之火,是看它是否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
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若其只是一部分偏激分子的所作所为,那么其终究不得民心,也将会被扑灭。若其能够取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那么这股力量无论当时多么弱小,都有可能成为燎原的大火。
扩展资料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摘要: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国民革命暂时进入低潮,毛泽东同志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但是,当时党内有“左”倾思想的人,仍幻想以大城市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
而以林彪为代表的有悲观思想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强敌进攻面前,怀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前途,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他们不相信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不愿经过艰苦奋斗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主张用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再来一全国武装起义。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为了批判党内存在的悲观思想,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用哲学与人生观点谈谈自己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的理解?
从辩证法角度看,星星之火...,表明事物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要求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坚信前途是光明的。又要做好心理准备,走曲折的道路。
事物的发展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星火虽然弱小,但发展起来会成为大火。
从人生观角度看,价值观具有导向作用。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畏挫折,百折不挠。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指引。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理解
一点点小火星可以烧掉大片原野。比喻开始时微小,但有远大发展前途的新事物。(燎:燃烧)。
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读后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读后感]近日公司的学习委员推介我重读了毛泽东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读后感。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 那时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行动问题上,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有些党员从主观主义出发不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结果,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那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也是弱的,读后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读后感》。这样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党内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也是很自然的。但若从实质上看,那便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所谓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的这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那时安定了不知多少党内的同志,使他们看到了希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这星星之火,使胜利的红色旌旗飘遍中国,点亮了中国革命的灯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党凭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和“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艰苦奋斗作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我想这也就是隐喻着我们的公司,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感谢公司的学习委员()推介了这篇文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书籍全文,一定要全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全文)
(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
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⑴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⑵、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⑶,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⑷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⑸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⑹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⑺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
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⑻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⑼,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⑽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党的六次大会⑾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⑿,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⒀,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⒁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⒂旅已被击破;陈卢⒃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⒄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⒅、熊式辉⒆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
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
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